國家領導依賴專家去處理疫情，但真正艱難的決定無關醫療，而關乎政治。
(Tom McTague，美國《大西洋》雜誌，2020年3月5日。原標題作《The Coronavirus Is More Than Just a Health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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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主譯注：日前英國政府表示「兩個星期內」或會要求帶有新冠肺炎病徵者自我隔離。何解？主事者顯然已預期個案數字還會上升，但當下患者尚少，判斷急於行動弊多於利。
如何權衡利弊？生命何價？現時英國官方模範答案是：健康人生每年值£20,000-30,000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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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民粹政客，原來也需要專家。
英國政府本週宣佈抗疫計劃時，帶出的潛台詞便是這樣。首相約翰遜在記者會上表示國家防疫資源足夠，公眾毋須恐慌；左右分別站著的不是其他政界人物，而是首席醫療顧問Chris Whitty和首席科學顧問Patrick Vallance。病毒危機很有可能進入下一階段，他說，而政府會跟隨科學辦事。
此刻的諷刺意味，論者自然沒有錯過。在他們筆下，約翰遜關於脱歐效用的謊言一個接一個，又主動出擊貶損那些警告選民別冒這個險的「磚家」，有如把國家哄騙入脫歐騙局的江湖術士。內閣大臣高文浩，約翰遜政治上的密切盟友，曾在脫歐公投期間宣稱：「來自各種字母簡稱組織的專家不單止總是搞錯情況，卻總是覺得他們才知道甚麼最好。這個國家的人民已經受夠『磚家』了。」如今約翰遜登上大位，卻轉身面向那群磚家，希望他們能防止遠方大地起的火燒到後欄。
這裏還有一層更深刻的諷刺意味。不管約翰遜有多雙重標準，專家也無法為他化解危機。在記者會上，兩位科學顧問自己也解釋了：現實是當爆發規模至此，應對時的挑戰已經無關技術，而是關乎政治。所有決定都得在不確定的迷霧中做出。
站在約翰遜左右，兩位科學顧問把現實和盤托出。他們告訴記者，問題不簡單，不只是應否下令全國只問安全，凡是看起來有利防疫的都做。嚴苛措施帶來的社會成本也得納入考量。舉個例子，如果學校停課，醫護就有可能得請假回家照料自己的孩子，從而損害醫療系統應對疫情的能力。要是我們要求老人家儘量別接觸他人，他們的家人該如何碓保他們不致因此而陷入社會隔離(social isolation)？不是每個人都能在家工作，所以強制所有人在家工作的成本不會平等到落到每一個人頭上。按工作時數支薪的兼職雇員損失的收入遠比長工為多。我們真的應該期望社會中收入最低的人群要為一個本意保障全體的國策承起更重的負擔嗎？
一場爆發，好比說今次的新冠病毒危機，正好揭櫫一個社會在其珍惜的價值之間如何取捨，以及在習以為常的的自由暫時缺失時她能如常運作多久。在倫敦這裏，政府大方承認其能力有限：多年來人民連來自國家的基本限制也不習慣，政府能加以圈限的空間不多，可能很快就捉襟見肘。
如果政府希望帶領國家冷靜渡過疫情，他們首先就得向公眾坦承這個基本事實：任何應對新冠肺炎的措施都不只關乎科學，也關乎社會和政治的考慮，不能缺乏國民的廣泛認同。
例如，泰晤士報最近報導英國政府抗疫計劃時，指內閣大臣及官員正在「權衡是否應容許疫症急遽爆發，以換取經濟更快反彈，還是限制大型聚會及公共交通，以挽救更多人命。」這是執政者必須面對的醜陋現實。正如歷任前首相白高敦、前工黨黨魁文立彬幕僚的Stewart Wood在推特上所講，「這種深沉的功利計算，政府中負責危機應對的部門不能不思考，卻絕不應談論。」
在英國，這種關乎生死的抉擇，正是國立衛生卓越機構(NICE)專家的日常工作。基於科學證據，此專業機構為各種醫療程序——手術、造影、藥物、療法等等——衡工量值，並決定應否透過國家醫療系統(NHS)免費為英國居民提供。如果某個程序被視為太昂貴，那就算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健康效益，例如能延長壽命或者減少痛楚，政府也不會向公眾提供，因為納稅人的錢用在別處更值。換言之，醫療資源交由專家配給，以確保有限的政府撥款能用得其所。
現實總是殘忍。為了衡工量值，醫療程序的效用——對病人生命質或量方面的改善——得用公式換算為「品質調整生命年期」(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QALYs”)。一個QALY，相當於一年的健康人生，或者兩年健康品質被評定為0.5的人生。一般來說，用20,000－30,000英鎊（約200,000－300,000港幣）換回一個QALY的醫療程序會被視為具成本效益，值得政府提供。更昂貴的醫療程序往往不會獲批。
實際上，英國政府已為生命打了價碼。
正如Stewart Wood解釋，政府的職責林林總總，各式需求總是在競爭有限的資源。在應對新冠肺炎的同時，政府也不能不處理別的議題：例如癌症、洪災、罪案，當然還有脫歐。討論經濟影響和人民健康之間如何取捨，固然令人不快，但政府的公共開支終歸還是要取之於經濟增長。換言之，決定如何應對新冠肺炎時，必須把對經濟整體的影響納入考慮。因為歸根究底，政府長遠來說讓人活下去的能力也會受到經濟表現影響。
未來幾個月，約翰遜和其他民主國家的領袖，都面對同樣的挑戰。他們得讓公眾信納，為抗疫所作的短期決定合理、公平而又公道，也在社會、經濟和醫療方面的長遠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所謂領導才能，正是面對這種挑戰的能力。
基辛格曾經說過，治國者的難處在於，容易的決定都已經讓下級做了，只剩下艱難的留給總統、首相、或總理作決定。這是設計使然。「真正的兩難問題刺痛人心，關乎靈魂。」他這樣寫。領袖往往面對兩個不好的選擇；治國才能，也就是挑中沒那麼壞的答案的能力。
約翰遜的兩難說來不難懂：從新冠肺炎疫情中拯救生命，值得多少時間、金錢和社會動盪為代價？他必須以合理的期望衡量實不實施某些措施引致的可能後果。[穆琳註：醫生日常。]他的下屬會模擬不同政策下的各種場景：犯罪率、消費減少、職位流失、稅收損失、醫療系統應對其他疾病的壓力——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引致的死亡。但他終歸要在黑暗中下決定。
基辛格這樣描述領袖所面對的難題：「有些決定，在所有的評估都只是猜測時就必須作出，當時也無從證明其必要性。因為等得輿論成形，往往已經太遲，災難或許已經到來。這是最困難的議題。」
約翰遜，以及美國總統川普、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克爾，作決定時都沒有預知未來的水晶球，後人卻將帶着後見之明評判他們。公眾會問：他有否過度反應，或者反應不足？他和緩了波動的局面，還是引發了恐慌？他是展現了領袖才能，還是展現了無能？他在其位善其事了嗎？當他試圖維持公眾對其政府的信心，約翰遜的第一反應是找專家求助。那群專家卻馬上將球發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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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主譯按：英國以QALY得失決定生死，香港讀者或會覺得冷血。可是世間資源有限，長壽慾望無限，線總得畫在某處。沒有QALY這類量化標準，討論「應否為瀕死者插喉續命」這種問題時容易流於道德，也許很難達至有益的結論。
後記：多謝穆琳不吝撥冗相助，翻譯了文章大半。譯得差的地方，都是我的。
（Translation Exercise 3.5 / 翻譯練習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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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released under CC BY-SA 4.0
(Tom McTague，美國《大西洋》雜誌，2020年3月5日。原標題作《The Coronavirus Is More Than Just a Health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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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主譯注：日前英國政府表示「兩個星期內」或會要求帶有新冠肺炎病徵者自我隔離。何解？主事者顯然已預期個案數字還會上升，但當下患者尚少，判斷急於行動弊多於利。
如何權衡利弊？生命何價？現時英國官方模範答案是：健康人生每年值£20,000-30,000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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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民粹政客，原來也需要專家。
英國政府本週宣佈抗疫計劃時，帶出的潛台詞便是這樣。首相約翰遜在記者會上表示國家防疫資源足夠，公眾毋須恐慌；左右分別站著的不是其他政界人物，而是首席醫療顧問Chris Whitty和首席科學顧問Patrick Vallance。病毒危機很有可能進入下一階段，他說，而政府會跟隨科學辦事。
此刻的諷刺意味，論者自然沒有錯過。在他們筆下，約翰遜關於脱歐效用的謊言一個接一個，又主動出擊貶損那些警告選民別冒這個險的「磚家」，有如把國家哄騙入脫歐騙局的江湖術士。內閣大臣高文浩，約翰遜政治上的密切盟友，曾在脫歐公投期間宣稱：「來自各種字母簡稱組織的專家不單止總是搞錯情況，卻總是覺得他們才知道甚麼最好。這個國家的人民已經受夠『磚家』了。」如今約翰遜登上大位，卻轉身面向那群磚家，希望他們能防止遠方大地起的火燒到後欄。
站在約翰遜左右，兩位科學顧問把現實和盤托出。他們告訴記者，問題不簡單，不只是應否下令全國只問安全，凡是看起來有利防疫的都做。嚴苛措施帶來的社會成本也得納入考量。舉個例子，如果學校停課，醫護就有可能得請假回家照料自己的孩子，從而損害醫療系統應對疫情的能力。要是我們要求老人家儘量別接觸他人，他們的家人該如何碓保他們不致因此而陷入社會隔離(social isolation)？不是每個人都能在家工作，所以強制所有人在家工作的成本不會平等到落到每一個人頭上。按工作時數支薪的兼職雇員損失的收入遠比長工為多。我們真的應該期望社會中收入最低的人群要為一個本意保障全體的國策承起更重的負擔嗎？
一場爆發，好比說今次的新冠病毒危機，正好揭櫫一個社會在其珍惜的價值之間如何取捨，以及在習以為常的的自由暫時缺失時她能如常運作多久。在倫敦這裏，政府大方承認其能力有限：多年來人民連來自國家的基本限制也不習慣，政府能加以圈限的空間不多，可能很快就捉襟見肘。
如果政府希望帶領國家冷靜渡過疫情，他們首先就得向公眾坦承這個基本事實：任何應對新冠肺炎的措施都不只關乎科學，也關乎社會和政治的考慮，不能缺乏國民的廣泛認同。
例如，泰晤士報最近報導英國政府抗疫計劃時，指內閣大臣及官員正在「權衡是否應容許疫症急遽爆發，以換取經濟更快反彈，還是限制大型聚會及公共交通，以挽救更多人命。」這是執政者必須面對的醜陋現實。正如歷任前首相白高敦、前工黨黨魁文立彬幕僚的Stewart Wood在推特上所講，「這種深沉的功利計算，政府中負責危機應對的部門不能不思考，卻絕不應談論。」
在英國，這種關乎生死的抉擇，正是國立衛生卓越機構(NICE)專家的日常工作。基於科學證據，此專業機構為各種醫療程序——手術、造影、藥物、療法等等——衡工量值，並決定應否透過國家醫療系統(NHS)免費為英國居民提供。如果某個程序被視為太昂貴，那就算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健康效益，例如能延長壽命或者減少痛楚，政府也不會向公眾提供，因為納稅人的錢用在別處更值。換言之，醫療資源交由專家配給，以確保有限的政府撥款能用得其所。
現實總是殘忍。為了衡工量值，醫療程序的效用——對病人生命質或量方面的改善——得用公式換算為「品質調整生命年期」(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QALYs”)。一個QALY，相當於一年的健康人生，或者兩年健康品質被評定為0.5的人生。一般來說，用20,000－30,000英鎊（約200,000－300,000港幣）換回一個QALY的醫療程序會被視為具成本效益，值得政府提供。更昂貴的醫療程序往往不會獲批。
實際上，英國政府已為生命打了價碼。
正如Stewart Wood解釋，政府的職責林林總總，各式需求總是在競爭有限的資源。在應對新冠肺炎的同時，政府也不能不處理別的議題：例如癌症、洪災、罪案，當然還有脫歐。討論經濟影響和人民健康之間如何取捨，固然令人不快，但政府的公共開支終歸還是要取之於經濟增長。換言之，決定如何應對新冠肺炎時，必須把對經濟整體的影響納入考慮。因為歸根究底，政府長遠來說讓人活下去的能力也會受到經濟表現影響。
未來幾個月，約翰遜和其他民主國家的領袖，都面對同樣的挑戰。他們得讓公眾信納，為抗疫所作的短期決定合理、公平而又公道，也在社會、經濟和醫療方面的長遠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所謂領導才能，正是面對這種挑戰的能力。
基辛格曾經說過，治國者的難處在於，容易的決定都已經讓下級做了，只剩下艱難的留給總統、首相、或總理作決定。這是設計使然。「真正的兩難問題刺痛人心，關乎靈魂。」他這樣寫。領袖往往面對兩個不好的選擇；治國才能，也就是挑中沒那麼壞的答案的能力。
約翰遜的兩難說來不難懂：從新冠肺炎疫情中拯救生命，值得多少時間、金錢和社會動盪為代價？他必須以合理的期望衡量實不實施某些措施引致的可能後果。[穆琳註：醫生日常。]他的下屬會模擬不同政策下的各種場景：犯罪率、消費減少、職位流失、稅收損失、醫療系統應對其他疾病的壓力——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引致的死亡。但他終歸要在黑暗中下決定。
基辛格這樣描述領袖所面對的難題：「有些決定，在所有的評估都只是猜測時就必須作出，當時也無從證明其必要性。因為等得輿論成形，往往已經太遲，災難或許已經到來。這是最困難的議題。」
約翰遜，以及美國總統川普、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克爾，作決定時都沒有預知未來的水晶球，後人卻將帶着後見之明評判他們。公眾會問：他有否過度反應，或者反應不足？他和緩了波動的局面，還是引發了恐慌？他是展現了領袖才能，還是展現了無能？他在其位善其事了嗎？當他試圖維持公眾對其政府的信心，約翰遜的第一反應是找專家求助。那群專家卻馬上將球發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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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omberg / Getty as used by The Atlantic |
板主譯按：英國以QALY得失決定生死，香港讀者或會覺得冷血。可是世間資源有限，長壽慾望無限，線總得畫在某處。沒有QALY這類量化標準，討論「應否為瀕死者插喉續命」這種問題時容易流於道德，也許很難達至有益的結論。
後記：多謝穆琳不吝撥冗相助，翻譯了文章大半。譯得差的地方，都是我的。
（Translation Exercise 3.5 / 翻譯練習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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