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三個月，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及其附屬小學計劃轉以直接資助計劃(
「直資」)
辦學的爭議，似乎已變成現行直資制度存廢的討論。各界指責傳統名校轉為直資之後，日漸貴族化，清貧學生只能望門興嘆。教育局長吳克儉日前也說，「如果日後直資學校大幅增加，政府會研究把直資學校部份學額，撥出來參與統一派位」。到底直資計劃有何問題，而今後又何去何從？
目前，直資學校每取錄一名本地學生，政府就會提供一筆津貼，其金額與政府資助學校的平均成本掛勾，目前約為四萬多港元。除此以外，直資學校也可以向學生收取不多於津貼額二又三分之一倍的學費。傳統名校離開津貼學校行列，轉入直資計劃之後，往往收取每年三萬至五萬元的高昂學費。曾榮光教授指此舉會破壞「以擇優取錄方式向全港學童開放」的香港公立學校制度。
統一派位無濟於事
可惜，本港官立及津貼學校早已非「擇優取錄」，而是以就近入學為主。與辦學團體屬相同宗教、父母兄姊曾在該校就讀等可獲加分，也說不上公平。而為免幼稚園學童過分操練，自2000年起，主流小學已不能進行任何形式的面試或筆試。幾乎所有傳統名校都位於市區。在就近入學方針之下，家長「孟母三遷」以求入名校，地產經紀以物業位處名校網作招徠，早已不是新聞。升中派位時，中學可自行分配的學位佔總數三成，不少名中學傾向將這些學位給予課外活動優秀的小六學生。最能負擔市區地址，並把子女送去各種課外活動的，是那些家庭？是中產，不是不少論者念玆在玆的基層家庭。
曾榮光問，「香港大部份學童在十二年普及教育下，只可享用每年四萬元的財政投入（即資助學額的平均單位成本），但這些津校轉直資的學生卻可享有每年七萬多元的財政投入[按：即四萬元資助加三萬元學費]；這種辦學資源投入上的差距，難道不就是製造教育不均等嗎？」當然不是。那每年三萬元的學費，是中產家長自己掏腰包掏出來的。如果沒有直資制度，他們會用來給子女補習，參加各式課外活動，或者租住名校網內的物業。以上種種，難道就不是教育資源的投入了嗎？直資計劃原來的好處，正是讓制度更有效率：中產家長可以直接把錢交到學校手上，改善辦學環境。港府支出不增，學校卻可以享有更多的資源，收生和教學亦可更自主。理論上，清貧學生可藉獎助學金入讀直資學校；中產家長也不用再「孟母三遷」，其子女可以留校參與更多活動，免卻一些舟車勞頓。計劃看似很好，是那裏出了問題？
尋找問題的故事
筆者想到三個。其一，是直資名校收生自主，學位供不應求，自然傾向取錄「家庭對學生之學習支援」較佳(摘自某津貼名小學叩門取錄準則)的學生。但它們的津貼額，卻是官津校的平均成本。於是，需要較多支援的學生就會集中在公立系統，但公立/津貼學校的資源卻沒有增加，變相拉低公立學校的教學質素。換言之，直資學校並沒有盡到其對本港整個資助教育界的某種責任。但直資學校只佔總體9%，也不是全是名校，影響有限。
其二，是直資名校的「貴族」色彩令清貧學生自覺格格不入而卻步。即使有獎助學金，也擔心要長期維持學業或某些課外活動的表現，而放棄報讀。這是事實，卻只是症狀，而非主因。教育局規定，直資學校在「津貼額的三分之二這個水平以上每多收一元學費，便須撥出五角作為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之用」，以「確保學生不會只因無力繳付學費而失去在直資學校就讀的機會」。照此推算，聖保羅男女中學每年收取學費52000元，其中至少約12000元，即大概23%，就要撥作獎助學金。如果受惠家庭均屬清貧，則每年200個中一新生就有大約40個清貧學生，還怎麼會感到「格格不入」？學校又怎會有「貴族」色彩？
但根據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所述，全港有35%
中小學生領取政府書薄津貼，該校正在領取政府書薄津貼的學生，卻只佔7%
。兩個數字差距甚大。這是為甚麼？這只能在獎助學金安排的細節中尋找答案。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正是教育局為直資學校制訂的獎助學金政策。千禧年間，港府大概是怕直資學校將領取獎助學金的資格訂得太過苛刻，連清貧學生也不一定拿得到，於是明文規定「採用的資格評估基準不可遜於政府提供予清貧學生的資助計劃」。而各直資學校現時採用的基準也的確比政府的寬鬆。續以聖保羅男女中學為例。據《鏗鏘集》所述，一個四人家庭扣除租金或償還樓宇按揭之後，月入22000元之下，即可得到全額學費減免。以現時市區的租金水平推算，即約總月入40000元以下。而同樣一個四人家庭要在2012/13年度成功申領政府的半額書薄津貼，總月入要在25300元以下。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自聖保羅男女中學的全額學費減免中得益的家庭，其中相當大部分的月入介乎25300和40000元之間。收入位處此間的家庭，在香港已不算基層，而是呂大樂所說的「中等收入」家庭，甚至是中產階級的下游了。況且，該校還有半額學費減免和非關家境的獎學金。這就是23%的學費撥作獎助學金，但只有7%學生來自基層的原因了。相信其他直資名校情況也類近。
換言之，直資名校把助學金的條件訂得過份寬鬆，結果助學金變成了獎學金。基層學生要跟來自中等收入家庭，以至中產階級的申請者競爭有限的學費減免名額，而競爭的準則(如課外活動成就等)，則對來自中等收入家庭和中產階級的申請者有利。筆者無意批評聖保羅男女中學，也相信他們真心希望更多家庭受惠，而非有意不利於基層申請者。該校開誠佈公，一向在網站上公佈獎助學金的詳情，以至向港台坦誠相告各項數據的做法，值得欣賞；能夠把撥作獎助學金的基金，每年派出大約百份之百，更值得其他直資學校效法。
為甚麼？因為教育局根本不關心撥作獎助學金的金額是否用得其所。2010
年十月《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五號報告書》出爐，揭露直資學校帳目混亂的情況，引起輿論嘩然。當時，72
間直資學校當中，只有23
間在學校網頁提供獎助學金計劃的詳情，14
間直資學校獎助學金使用率低於一半。由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一份背景資料可見，當局是理解問題的徵結的：「據政府當局所述，獎助學金計劃使用率偏低的學校大部分為小學。當中的原因可能是有相對較多家境富裕的兒童在面試時表現較佳，令他們有較大機會獲直資小學取錄」。其對策相當精彩：政府建議那些學校「放寬學費減免的資格準則，並使用儲備資助合資格的學生購買課本及參加課外活動，包括參加海外學習計劃的開支。」翻譯成廣東話，即是「我唔理你點派，總之你諗啲藉口，派左佢啦」。明乎此道，筆者聽聞某直資名女校去年每位畢業生派幾萬元「獎學金」時，自然也不表詫異。
所以，祝越山說「津校講血緣，直資才扶貧」，只是部份正確。祝先生認為，就讀直資名校的清貧學生「既是以實力獲獎學金入學」，「面對富二代同學又何須自卑」。但他沒有留意到，根本沒有多少獎助學金留給清貧學生。直資不扶貧，反映直資計劃獎助學金安排的失敗。然而，即使聖士提反女中等傳統名校留在公立學校系統，或如吳克儉所考慮，把直資學校部份學額撥出來參與統一派位，可能也幫不了基層家庭。官津中小學派位制度同樣有利中產家庭，卻比直資更缺效率。解決社會流動性問題，只能另辟蹊徑。
配額保障基層入讀機會
筆者想到的一個方法，是把「不遜於」改為「等於」，劃一各直資學校助學金的資格評估基準，並與目前書簿津貼的基準掛勾。比方說，若一名基層學生能成功申領書薄津貼，則他亦自動合資格獲全額學費減免，而若家庭入息低於書薄津貼的基準乘以某個倍數，則可獲部分學費減免。同時亦應設立配額，訂明直資學校若要收取全額津貼，則平均每年取錄的學生之中，可成功申領書簿津貼者，應不低於某個百分比。此舉不僅令清貧學生免於在競爭中處於弱勢，亦可保證每屆有一定數量的學生出身基層，不致格格不入，同時亦免除家長了解數十家學校各自不同的準則的麻煩，增加助學金制度的透明度，可謂一舉三得。而直資學校為免來自基層的申請者太少，也會更用心向社會各階層解釋其入學政策。
這個基層學生配額所佔的百分比，又該如何釐定？筆者手頭上的數據不多，只能談一些個人印象，疏漏自不能免。記憶中，母校九龍華仁書院的師弟在2008年舉辦謝師宴時，曾向每位同學收取500元，但正領取書薄津貼者則只收150元作宴請老師之貲。主辦同學為免得知家貧同學身份，每人收取500元之後，自校務處得知該屆同學共有44位正領取書簿津貼，將總數交給校務處，每人歸還350元。由是觀之，津貼傳統名校中清貧學生約佔總數20%。考慮到不同地區的家庭背景有異，將直資學校基層學生配額訂於15%至20%之間，可以說是合理的。
這個時候，可能會有人說，全港有35%中小學生領取政府書簿津貼，15%至20%之間是太寬鬆了。但不要忘記，直資學校的獎助學金出自學費收入。增加全額學費減免，必然令學費有上漲壓力。而若直資名校學費過高，付費的中產家庭或會回歸公立系統，或轉投國際學校，甚至將子女放洋留學。目前直資名校約23%的學費撥作獎助學金，若基層學生配額訂於15%至20%之間，則尚有一部可作其他獎助學金之用，學費也不會受到上漲壓力。
直資制度何去何從？
筆者長居英倫，對當下香港政治生態，不敢說熟悉，更不敢說能預測未來。但即使港府無心改善現行直資計劃，為自保計，直資名校也應該主動出擊，製作資料小冊子，聯手深入本港各區小學介紹入學程序及獎助學金詳情，製作模擬面試視頻或光碟，以至訂立收生目標，去鼓勵各階層的學生報讀。我甚至可以想象新聞稿的開場白：
「我們這幾間學校先後轉以直資計劃辦學，已經有好幾年了。我們一向秉持有教無類的宗旨，亦提供不少助學金予有需要的學生。可是，我們留意到，近年報名入讀的清貧學生人數有下降的趨勢。我們猜測，這是因為家境較佳的同學會參與坊間一些面試預備班，所以面試時表現較佳，而家境清貧的學生則往往因為不清楚面試的流程，過分緊張而失分。同時坊間亦有不少不盡不實的流言，指我們辦的是貴族學校，清貧學生可能因此而放棄報讀。為貫徹有教無類，弟兄姊妹在基督內為一的精神，我們決定聯手採取以下措施……」
直資名校有需要這樣做，不只因為社會公義(教育政策也不應成為解決社會問題的主要工具)，更是為了自保。直資計劃之所以得以存續至今，純靠教育局的支持。立法會及輿論近乎無人會為直資學校出頭，教協更一貫反對直資政策。孫明揚時代，在審計署重炮轟擊之下，政府仍能堅守既定政策，無非加強執行現有監管而已。如今不過一集鏗鏘集，聖士提反女中雙方旗鼓相當，塵埃未定，吳克儉已穿上救生衣，跑到甲板邊準備跳船了。
雙非爭議期間，私立醫院的遭遇，可作殷鑑。我想，當時各私院大概以為政府會理性處事，時任食衛局局長周一嶽會向公眾妥善解釋，至少也會頂住輿論壓力，按步就班地減少配額。2012年四月梁振英當選不足一個月，為提振民望，宣布零雙非的消息傳來時，也不免錯愣。醫學界議員梁家騮為私院講了兩句，但也不敢拂逆民意。如果2012年初春各私院自行聯手出擊，主動提出減少配額，並採取一些優先照顧本港孕婦的措施，諸如本港孕婦可於任何時候預訂床位，而外來孕婦則要等到胎兒四個月大之後之類，或許也不致落得今日下場。
回顧香港教育史，立意良善的措施，如中學會考、學能測驗等，之所以成為歷史，往往是因為主其事者未有向公眾好好解釋其運作，任由反對聲音積累，運作稍有不順，則飽受輿論攻擊，終至改弦更張。經過零雙非，撤回國教，買家印花稅三役，我們知道，梁振英政府為提振民望，擺脫弱勢，已有病急亂投醫的趨勢。挑軟柿子捏是人的天性；弱勢政府之下，本身不受歡迎，只靠政策支持的團體，最容易被犧牲。殷鑑不遠，直資名校若然還不採取行動，洗去「貴族學校」的聲名，他日梁吳二人或棄直資以暫保民望時，將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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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場新聞：直資制度宜改不宜廢
2017年二月十五日後記：
據
報導，香港華仁書院正考慮改以直資模式辦學。我把三年零八個月前寫過的文章找出來，重讀一遍，發現除了數字以外，需要修改的地方不多。記得
梁文道寫過，「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實，那麼現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我不曾妄想能改變甚麼，但想到這一點，還是不免有點戚然。
除了文中建議的配額以外，也可以用財政誘因保障基層學生入讀直資學校的機會。畢竟將津貼額與達標與否掛鈎，可能會有讀者認為過份嚴苛。另一個值得考慮的方法，是直資學校每取錄一名能申領書簿津貼的學生，就可以獲得額外的津貼。舉個例：現時十六年以上校齡的直資學校可就每位高中生得到67,801元的津貼，或者可以改為每位能申領書薄津貼的學生70,000元，其他學生則為65,000元。畢竟，平均而言，中產家長對子女之學習支援較佳，對學校資源的需求也沒那麼大。如果怕每個基層學生的額外津貼定得太高，對政府開支構成壓力，或者導致直資學校只收取基層學生，也可以訂明額外津貼只適用於首某個百分比(例如25%)的學生。換言之，財政誘因和收生目標可以相輔相成。
當年寫到梁振英政府為提振民望，有病急亂投醫之勢。但世事往往不依直線趨勢發展。自從政改諮詢開始，以及之後佔領運動爆發，官府見民意無可挽回，似乎也就乾脆不理。我誤判。我愧疚。我道歉。
消息人士似乎認為，轉為直資之後，香港華仁書院不再受校網限制，收生更有彈性，更能履行為基層辦學的宗旨云云。道理上當然沒錯：有錢者出錢，家貧者有助學金，校方有額外資源，家長又毋須再孟母三遷，實在相當理想。但回顧過往經驗，恐怕事與願違的情況較多。原因已經寫過，此處不贅。若果主事者有具體而有約束力的措施，足以確保轉直資之後的新收生機制不會對基層學生不利，在下當然歡呼讚好；但如果沒有，我實在不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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