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不只是個公共衛生危機

國家領導依賴專家去處理疫情，但真正艱難的決定無關醫療，而關乎政治。

(Tom McTague，美國《大西洋》雜誌，2020年3月5日。原標題作《The Coronavirus Is More Than Just a Health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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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主譯注：日前英國政府表示「兩個星期內」或會要求帶有新冠肺炎病徵者自我隔離。何解？主事者顯然已預期個案數字還會上升，但當下患者尚少，判斷急於行動弊多於利。

如何權衡利弊？生命何價？現時英國官方模範答案是：健康人生每年值£20,000-30,000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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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民粹政客，原來也需要專家。

英國政府本週宣佈抗疫計劃時，帶出的潛台詞便是這樣。首相約翰遜在記者會上表示國家防疫資源足夠，公眾毋須恐慌；左右分別站著的不是其他政界人物，而是首席醫療顧問Chris Whitty和首席科學顧問Patrick Vallance。病毒危機很有可能進入下一階段，他說，而政府會跟隨科學辦事。

此刻的諷刺意味，論者自然沒有錯過。在他們筆下，約翰遜關於脱歐效用的謊言一個接一個，又主動出擊貶損那些警告選民別冒這個險的「磚家」，有如把國家哄騙入脫歐騙局的江湖術士。內閣大臣高文浩，約翰遜政治上的密切盟友，曾在脫歐公投期間宣稱：「來自各種字母簡稱組織的專家不單止總是搞錯情況，卻總是覺得他們才知道甚麼最好。這個國家的人民已經受夠『磚家』了。」如今約翰遜登上大位，卻轉身面向那群磚家，希望他們能防止遠方大地起的火燒到後欄。

這裏還有一層更深刻的諷刺意味。不管約翰遜有多雙重標準，專家也無法為他化解危機。在記者會上，兩位科學顧問自己也解釋了：現實是當爆發規模至此，應對時的挑戰已經無關技術，而是關乎政治。所有決定都得在不確定的迷霧中做出。

站在約翰遜左右，兩位科學顧問把現實和盤托出。他們告訴記者，問題不簡單，不只是應否下令全國只問安全，凡是看起來有利防疫的都做。嚴苛措施帶來的社會成本也得納入考量。舉個例子，如果學校停課，醫護就有可能得請假回家照料自己的孩子，從而損害醫療系統應對疫情的能力。要是我們要求老人家儘量別接觸他人，他們的家人該如何碓保他們不致因此而陷入社會隔離(social isolation)？不是每個人都能在家工作，所以強制所有人在家工作的成本不會平等到落到每一個人頭上。按工作時數支薪的兼職雇員損失的收入遠比長工為多。我們真的應該期望社會中收入最低的人群要為一個本意保障全體的國策承起更重的負擔嗎？

一場爆發，好比說今次的新冠病毒危機，正好揭櫫一個社會在其珍惜的價值之間如何取捨，以及在習以為常的的自由暫時缺失時她能如常運作多久。在倫敦這裏，政府大方承認其能力有限：多年來人民連來自國家的基本限制也不習慣，政府能加以圈限的空間不多，可能很快就捉襟見肘。

如果政府希望帶領國家冷靜渡過疫情，他們首先就得向公眾坦承這個基本事實：任何應對新冠肺炎的措施都不只關乎科學，也關乎社會和政治的考慮，不能缺乏國民的廣泛認同。

例如，泰晤士報最近報導英國政府抗疫計劃時，指內閣大臣及官員正在「權衡是否應容許疫症急遽爆發，以換取經濟更快反彈，還是限制大型聚會及公共交通，以挽救更多人命。」這是執政者必須面對的醜陋現實。正如歷任前首相白高敦、前工黨黨魁文立彬幕僚的Stewart Wood在推特上所講，「這種深沉的功利計算，政府中負責危機應對的部門不能不思考，卻絕不應談論。」

在英國，這種關乎生死的抉擇，正是國立衛生卓越機構(NICE)專家的日常工作。基於科學證據，此專業機構為各種醫療程序——手術、造影、藥物、療法等等——衡工量值，並決定應否透過國家醫療系統(NHS)免費為英國居民提供。如果某個程序被視為太昂貴，那就算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健康效益，例如能延長壽命或者減少痛楚，政府也不會向公眾提供，因為納稅人的錢用在別處更值。換言之，醫療資源交由專家配給，以確保有限的政府撥款能用得其所。

現實總是殘忍。為了衡工量值，醫療程序的效用——對病人生命質或量方面的改善——得用公式換算為「品質調整生命年期」(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s, “QALYs”)。一個QALY，相當於一年的健康人生，或者兩年健康品質被評定為0.5的人生。一般來說，用20,000－30,000英鎊（約200,000－300,000港幣）換回一個QALY的醫療程序會被視為具成本效益，值得政府提供。更昂貴的醫療程序往往不會獲批。

實際上，英國政府已為生命打了價碼。

正如Stewart Wood解釋，政府的職責林林總總，各式需求總是在競爭有限的資源。在應對新冠肺炎的同時，政府也不能不處理別的議題：例如癌症、洪災、罪案，當然還有脫歐。討論經濟影響和人民健康之間如何取捨，固然令人不快，但政府的公共開支終歸還是要取之於經濟增長。換言之，決定如何應對新冠肺炎時，必須把對經濟整體的影響納入考慮。因為歸根究底，政府長遠來說讓人活下去的能力也會受到經濟表現影響。

未來幾個月，約翰遜和其他民主國家的領袖，都面對同樣的挑戰。他們得讓公眾信納，為抗疫所作的短期決定合理、公平而又公道，也在社會、經濟和醫療方面的長遠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所謂領導才能，正是面對這種挑戰的能力。

基辛格曾經說過，治國者的難處在於，容易的決定都已經讓下級做了，只剩下艱難的留給總統、首相、或總理作決定。這是設計使然。「真正的兩難問題刺痛人心，關乎靈魂。」他這樣寫。領袖往往面對兩個不好的選擇；治國才能，也就是挑中沒那麼壞的答案的能力。

約翰遜的兩難說來不難懂：從新冠肺炎疫情中拯救生命，值得多少時間、金錢和社會動盪為代價？他必須以合理的期望衡量實不實施某些措施引致的可能後果。[穆琳註：醫生日常。]他的下屬會模擬不同政策下的各種場景：犯罪率、消費減少、職位流失、稅收損失、醫療系統應對其他疾病的壓力——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引致的死亡。但他終歸要在黑暗中下決定。

基辛格這樣描述領袖所面對的難題：「有些決定，在所有的評估都只是猜測時就必須作出，當時也無從證明其必要性。因為等得輿論成形，往往已經太遲，災難或許已經到來。這是最困難的議題。」

約翰遜，以及美國總統川普、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克爾，作決定時都沒有預知未來的水晶球，後人卻將帶着後見之明評判他們。公眾會問：他有否過度反應，或者反應不足？他和緩了波動的局面，還是引發了恐慌？他是展現了領袖才能，還是展現了無能？他在其位善其事了嗎？當他試圖維持公眾對其政府的信心，約翰遜的第一反應是找專家求助。那群專家卻馬上將球發回來。

Bloomberg / Getty as used by The Atl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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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主譯按：英國以QALY得失決定生死，香港讀者或會覺得冷血。可是世間資源有限，長壽慾望無限，線總得畫在某處。沒有QALY這類量化標準，討論「應否為瀕死者插喉續命」這種問題時容易流於道德，也許很難達至有益的結論。

後記：多謝穆琳不吝撥冗相助，翻譯了文章大半。譯得差的地方，都是我的。

（Translation Exercise 3.5 / 翻譯練習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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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released under CC BY-SA 4.0 

香港北愛化的又一步

那是2016年的夏天。旺角騷亂已經過了幾個月。梁天琦，以及另外數位參選人，剛被禁止參選將於同年稍後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我正閱讀McKitrick和McVea著的《理解北愛動盪》（Making Sense of The Troubles）。在那陣子前後，我忽爾領會到，香港越來越像北愛爾蘭。

德里/倫敦德里紀念民權運動的壁畫。起先大致非暴力的示威活動，在雙方各自訴諸武力後，演化為三十年的動盪。來源：維基百科；CC BY-SA 2.0

我和Deryck討論過後皆認同這點，也皆希望事實將證明我們是錯的。以下是對話。自此以降，三年過去。

（E：在下；D：Deryck。

由於是即時通訊對話，有時候Deryck剛回了訊，我還在順著之前的思路打字回覆，所以紀錄有時讀來有點突兀，敬請留意。）

E：Hey
E：你點睇梁天琦
E：我同啲frd子傾過，我希望自己完全錯哂，但呢個就係我地睇到新聞時嘅反應
（對話大意：政府好撚蠢，有人覺得梁天琦司法覆核會勝訴｛譯按：唉｝。而E則擔心咁落去，基進非建制或會更趨激進：例如佢哋或者會諗，公務員會為咗升職賣屎忽，但唔會為升職賣命，然後就可能諗到暗殺，好似北愛爾蘭咁。）
D：我原則上同意
D：我由2012年起就開始講香港北愛化啦
D：建制唔願妥協，各走極端就無可避免
E：我遲過你
E：我去到2015年中至feel到北愛化
D：我估我諗到呢個比喻，係我發現2012年香港立法會嘅政黨光譜同北愛好似嗰陣。每個社經立場，無論左右，都有個泛民黨，有個保皇黨，就好似響北愛無論政治上嘅左右翼，都有聯英派、共和派之分一樣。
E：而我亦同意建制到時會滿手鮮血。
D：以前選管會、法庭，我哋都會視為中立。我地已失去咗選委會。可能呢個係最危險嘅倒退。
E：Well，我地都失去咗廉政公署。
E：都係呢幾個月嘅事。
E：法庭暫時守得住。但守到幾耐呢？
D：有啲厭世咁講，我預測，就選舉管理委員會決定嘅司法覆核，會係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條稻草。
E：況且只係法庭守得住未必夠。北愛動盪嗰時，英國上議院（嘅受理上訴委員會）一直係北愛嘅最高法院，但唔見得平息到衝突。
E：同意。
E：環繞司法覆核嘅爭議可以拖低成個司法機構
D：香港會爆得比北愛更暴力。原因好簡單：暴力起事通常唔少得對現狀失望嘅後生仔。但香港後生除去大陸之外無啶去，連1970年代嘅北愛後生都不如。佢哋起碼可以揀搬去大不列顛或者愛爾蘭共和國，即係呢好似我喺倫敦時嘅房東一樣。
D：我最驚嘅唔係香港北愛化，而係香港加沙化。
E：如果司法系統拖低咗，就再冇人可以企係兩邊嘅激進派之間調和。
D：一旦社群暴力爆發，中國建制只會更排斥香港人，就好似佢地對待藏人、維吾爾人咁。逼到冇埞走，本來中立嘅青年都會希望幻滅，逼成暴力分離主義者。加沙嗰種Style。
E：咁都有樣嘢令我冇咁驚：我地嘅人口結構唔係加沙嗰種。
D：Hmmm，兩邊嘅激進派？香港改革派邊邊個激進？
E：香港人口中位歲數係43，我記得加沙好似係19。
D：加沙啲老人家去哂邊？:(
E：作為一個社會，香港單純地冇咁多可以訴諸暴力嘅青春活力。
E：我諗係因為加沙公共衡生差，生育率又高掛
D：我唔認同。睇下2014同魚蛋革命幾有活力。
E：比起2011 倫敦騷亂，都係小菜一碟啫。
E：或者同今年法國勞工改革爭議時，我哋巴黎睇到嘅嘢比起嚟。
D：我覺得似巴黎多過倫敦
E：真，倫敦暴動只係一班無組織無目的嘅暴徒。
E：流變方向好明確。由2003年無可挑剔嘅和平遊行，到2014年嘅佔領運動，我哋只係花咗11年。
E：而由整體上和平嘅佔領運動，去到明確針對警察嘅暴力，只用咗420日。
D：2003、2012：我哋相信法律框架下，目標明確嘅政治行動可以促成正面嘅變化。
E：呢條思路最後一次成功，係2012
E：國民教育
D：2014：屌你啦建制，屌你啦佢地啲法律。我地自己訂規矩，再跟嗰啲規矩做嘢。
E：Well
E：最後一次見到呢條思路嘅火花，係2014嘅九月同十月
E：隨著佔領失敗，呢條思路基本上等同死咗
D：2016：屌你啦規距。建制都唔守規距，以牙還牙，我地都唔守。
D：響2014至15時，我曾經希望夏慤村嘅動能，能夠創造一個茁壯嘅公民社會同社會企業圈。佢哋可以補政府嘅不足，就好似英國慈善界響新工黨同保守黨金馬倫時代所做到嘅咁。
E：Well，我會話響2014時，社運人士講「屌你啦建制嘅法律」時，佢地嘅意思其實係「用我哋嘅道德標準為指引，一齊寫下我地自己嘅抗爭底線」。
D：但我認同政府嘅信用破產得太快，呢個大社會好難及時走到位補空隙
D：係，我同意你對2014年嘅睇法
E：依家唯一淨低嘅道德準則似乎係，當社運人士面對政府時，佢地應該共同進退，響同伴有危險跌入警察手中時執番佢地番嚟。無論佢哋本身嘅政見係咪一樣。
D：⋯⋯呢個基本上係自1990年起嘅中國大陸公民社會嘅定義。
E：但依家連對抗爭底線嘅共識都冇。
D：哪有抗爭底線。點解要俾敵人知道你嘅規矩、底線呢？
E：啱呀，而家就係咁。

昨晚，在元朗這座市郊新市鎮，這城市大概又朝著暴力往下走了一步。一群身著白衣、手持武器的流氓無差別地攻擊所有他們在車站裏發現的人，其中包括兒童與孕婦。許多，但並非所有乘客都是自市中心歸來、身著黑衣的示威者。數小時過後，警察方到達現場，碰巧就在流氓離開後。

而這種事，當然，不是新事。在2014年的佔領運動初期，同樣有表面上與政府毫無關係的流氓攻擊示威者。至於公眾與攻擊者理論，或是哀求他們停手，換來同樣朝向臉的一拳，也是同樣的。不幸地，這已算不上新的一步。

然而，在某些片段中，黑衣人竟拿起他們在現場檢到的隨便甚麼棍狀物，奮起還擊，將白衣人打退——這倒是以前沒見過的新事。香港又越過了另一個心理關口：當市民對制度喪失信心，便會自行伸張心中的正義。

不過五年前，抗爭者還那麼信任制度，甚至在面對胡椒噴霧、催淚彈時，仍高舉雙手，彰顯自己並無暴力意圖，彷彿這樣訴求才更有機會實現。現在回想起來，真是難以置信，恍如隔世。

市民對制度存有信心，並非自有永有的事。是七八十年代官府掙回來的，又為此後歷任主事者繼承。2012年，政府把一個又一個原先應該中立的公共服務機關拖入政治。市民此前累積對制度的信心，被一點一點花掉，換取短期的政治利益。香港已經駛離熟悉的水域；此後的事，我們只能用猜的。

殖民地時代最後二十年，英國政府對香港管治的方針一言以蔽之，大概就是「別讓時任主事的內閣大臣難堪」。左修右補，搭出個現代社會。其根基看來精緻，實則脆弱。在這現代社會的核心，是貌似中立、去政治化的政府，以其高效惠澤社群，博得港人為之自豪。公眾諮詢亦做得細緻，展現得廣納民意。民主制度既然不能實現，便把以上種種包裝成代用品，一時間也彷彿有民主制度的效果。

累卵正立於高牆之上。一旦失去平衡，摔在地上，就可能永遠無法復原了。

現狀本就要細心拿捏分寸才維持得來，很難寄望每一任主事者都做得到。政府開始玩火，只是時間問題——有時甚至並不自知玩火。

（Translation Exercise 2.5 / 翻譯練習 2.5）

後記：多謝穆琳不吝撥冗賜教，翻譯了原文大半。譯得差的地方，都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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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原文
Original in English

Translation Exercise II / 翻譯練習(二)

Author: Isaac Cheung (in Chinese) 

Reasons why the left has failed and failed in recent years:

1. Long term alliance and compromise with the liberals. The left effectively gave up scrutinising neoliberalism and went over to the side of its beneficiaries. It unknowingly declared war on the traditional working class, and as a result conceded its own historical class foundation to the right.

2. The intellectuals' decoupling from the trade unions. On one hand, the movement became increasingly elitist: intellectuals of the left moved virtually all practice of their theories into the confines of universi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ade unions lost their natural visionaries. They no longer claim to have a blueprint for class struggle. They became short-sighted and rarely saw beyond protecting their respective industries. This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nationalist protectionism of the right to take over the working class.

3. Ideological confusion within the left itself. It spent too many years away from labour movements. It spent too many years being the junior partner of the liberal mainstream. It does not only lost its identity. It also lost its framework of thinking. For example, the left adopted the liberals' moralistic perspective to politics and forgot how to objectively analyse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Some leftists even chose to see the working class as 'amoral' and 'unenlightened' and preferred the alliance with a 'rational' and 'noble' middle class with little revolutionary potential.

If the left hopes to ever regain its political energy to challenge the right, it must first review how the liberals' way of thinking has infiltrated its own. And then, it must examine whether its alliance with liberals still makes sense: perhaps, it was not in spite of, but because of this alliance, the right has risen.

(by Isaac Cheung)

原文：

講講左派近年不斷失敗的原因：

1. 長期跟自由派妥協、結盟：這相當於放棄在批判新自由主義上的 commitment，站到新自由主義得益者的邊上，暗地裡向傳統工人階級開戰，結果就是將整塊傳統的左翼階級基礎讓給了右派。

2. 知識份子與工會的 decoupling：一方面是左派知識份子的實踐基礎幾乎全面轉移至大學，造成了左翼運動的菁英化；另一方面工會則失去了長遠的階級抗爭藍圖，視野日益狹小，向保護主義傾斜，實際效果就是在工人階級之間為右翼的民族主義保護主義打下意識形態基礎。

3. 左派自己的 ideological confusion：長期脫離工運、寄生於自由派主流的結果，就是左派在喪失自己的 identity 同時，也在喪失對事物分析的能力。例如學自由派以道德化視野去分析政治，而不是唯物地分析不同社會階級的利益基礙。這導致這些左派選擇繼續將工人階級視為「不道德」和「愚昧」的，並選擇了跟那些「理智」而「高尚」、卻沒有多少革命潛力的中產階級結盟。 

左派若要重新獲得能與右派抗衝的政治能量，恐怕最首要的一件事就是去重新檢視左派思想當中自由派思考風格的影響，而第二件事就係去反省「與自由派聯盟對抗右翼」呢個策略本身仲 make 唔 make sense，定其實正正由於呢種結盟右翼勢力先可以養到今日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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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Exercise I / 翻譯練習(一)

Author: Muk Lam (in Chinese)

I could immediately tell you my opinion about every city I've ever visited. Taipei is exquisite: her scents are complex, far fuller than Hong Kong's. Oxford is historical: her architecture is sediments of bygone times, without brashness that you would find in Hong Kong. Kyoto is leisurely: the sky and clouds have space to relax and breathe above her small houses, so unlike Hong Kong, where tall towers cut the sky into pieces.

Except Hong Kong. Her scents are no simpler or more complex than Hong Kong herself. She is neither older nor younger than Hong Kong. Her buildings are neither taller nor shorter than Hong Kong's. For me, Hong Kong is the anchor point, the origin (0,0) of the coordinates upon which I place all cities. She is ground zero which no word could describe. I saw the pretentious skyscrapers that she shows outsiders, as well as the verdant fields and scenic rock formations that she carefully keeps in modest corners. I saw her vibrant luminous bars in the small hours. I saw her tiny dim rental cells. I saw corrupt people, irresponsible people; I saw humanoid tape recorders, with and without power; I also saw people who defended themselves with open umbrellas in the face of teargas. I have seen too many details to grasp her essence: I cannot find a single shallow distortive adjective to qualify Hong Kong.

I live with this city. Every day, I trace her veins, walk her contours and passageways, and try to comprehend her machinations and thoughts. In this city that never sleeps, I dream and I wake up, but my eyes do not see, for love is blind... Of the innumerable cities in all possible worlds, Hong Kong alone is the city I will never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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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琳原文：

你問任何我對任何曾造訪的城市的看法，我都能馬上回答。台北是細膩的城市，她的氣味層次比香港豐富得多。牛津是古色古香的城市，她每一座建築物都沉積著歷史，不似香港那般浮躁。京都是悠閒的城市，她的房子矮矮的，藍天和白雲有空間舒展，呼吸，不像香港老用高樓把天空割成一塊塊。

可是我不能回答你香港是怎樣的城市。香港的氣味不會比香港複雜或簡單，香港的古蹟不會比香港多或少，香港的房子不會比香港高或矮，香港是錨點，是我裁判一座城市的座標（0,0），我無法用任何詞語描述原點。我見過她面對外人故作姿態的高樓華厦，見過她仔細收藏於犄角旮旯的農田奇石；見過她凌晨三點猶自燈紅酒綠的酒吧，見過她狹窄陰暗無天日的劏房；見過貪污的人，瀆職的人，當人肉錄音機或者停電的人肉錄音機的人，也見過對著催淚彈打開雨傘的人。我見過太多枝節，以致我無法掌握主幹，無法以淺薄失真的單一一個形容詞描述香港。 

我與這座城市共同生活。每天，我描繪她的肌理，遊走她的起伏之上與甬道之中，嘗試了解她的機關與巧思；在這座永不合眼的城市中，我有時夢著，有時醒著，卻永遠有目不能視，因為愛情是盲目的⋯⋯三千世界數之不盡的城市中，唯有香港是那座我看不見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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