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韓愈咩星座

睇明報話，公務員事務局推出問答遊戲，其中一條係話蘇軾、韓愈兩個都「生於同一命宮，亦即係同一星座」，問係咩星座噉喎。

我唔知出題嗰位睇唔睇得明《東坡志林》啦。入面都係蘇東坡一啲類似Facebook status（依家係咪用Threads嘅人多啲......）嘅短文，其中一篇就提到，「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蠍為身宮，而僕乃以磨蠍為命」。

韓愈嘅出生日期已經無從考究。但蘇東坡就留意到，佢嘅詩其中一句提到佢出世嘅時候，月亮喺「南斗」，即係二十七宿或者二十八宿入面嘅斗宿。中國古代嘅星宿，同我哋平時講嘅星座，都係喺黃道（太陽喺天空運行嘅軌跡）上面，所以係可以互相對應嘅。喺唐朝時期已經翻譯咗，天竺傳入嚟嘅《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已經提及斗宿嘅前四分一對應「弓宮」（即係人馬座），而後四分三就對應「磨竭宮」（即係摩羯座）。所以蘇東坡推論韓愈係摩羯座，都有大機會係啱嘅。

但無論係韓愈原詩，定係蘇軾引用，都好清楚係講緊月亮。「月」宿南斗呀！摩羯座係佢月亮星座嚟㗎！因為韓愈嘅出生日期已經無從考究，所以我哋唔知道佢嘅太陽星座（即係我哋最常用，將一年分做十二份，睇出生日期嗰個）係咩。

至於蘇東坡，記載話佢嘅生日係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即係西曆嘅1037年1月8日。太陽星座的確係摩羯座。根據網上嘅星座計算器，嗰日全日嘅月亮星座都係雙子座。

蘇東坡本人係好清楚太陽星座、月亮星座之間嘅分別嘅：佢話韓愈「磨蠍為身宮」，自己「以磨蠍為命」，用咗「身宮」、「命」兩個唔同嘅稱呼。雖然而家嘅紫微斗數計「身宮」、「命宮」嘅方法，似乎已經同太陽、月亮嘅位置冇乜關係，但可能喺宋朝嘅時候有門派會用到都唔定。

（注：馮晞乾認為喺中國星命學入面，「命宮」嘅概念更加接近上升星座。如果係咁，我哋可以根據蘇軾嘅上升星座推測埋佢嘅出生時辰，得出佢嘅八字。 ）

嚟到呢度，我哋總結吓：

• 韓愈：太陽星座無從考究，月亮星座為摩羯座
• 蘇東坡：太陽星座為摩羯座，月亮星座為雙子座

佢兩個係同一個（太陽）星座嘅機率，應該係十二分之一。

圖：摩羯，係古代印度神話入面陸首海身嘅神獸，梵文原文係makara。呢隻碟依家收藏喺愛知縣陶瓷美術館（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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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時話，七年前就寫過蘇東坡如果係呢個時代出世，應該依然會填詞，填一首《可惜我是摩羯座》。不過可能唔啱音，畀人問「返開邊間教會」。陸游：「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東府詞多不協。......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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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戀可將工作放大得決絕」

任何語言都應該有不少失戀歌。但我懷疑，是不是只有在「我嘅訴求就係返工」的香港所承載的廣東歌裏面，工作的意象才會如此頻繁地在失戀歌出現？（如果不是，煩請告知。）

隨意想到的例子：

一、《把悲傷看透時》（林夕填詞，陳慧嫻原唱）：
「誰曾說 / 有那麼多工作面對 / 繁忙世界 / 悲傷都不被允許」

二、《假如讓我說下去》（林夕填詞，楊千嬅原唱）：
「忘掉愛 / 尚有多少工作失眠亦有罪」

三、《我的生存之道》（林夕填詞，楊千嬅原唱）：
「我有爸媽掛念 / 事業還望發展 / 仍能活著未曾靠諾言」

四、《爭氣》（林夕填詞，容祖兒原唱）
「大個女 / 縱使失戀 / 工作至上才爭氣」

五、《我本人》（林夕填詞，吳雨霏原唱）
「我本人 / 寧願為加班筋歇力疲」

或許也可以說，這不必扯到整個香港那麼遠。這也許只是林夕為女歌手填詞那時，讀得太多亦舒作品，把其中角色投射到歌詞裏頭而已。林夕自己填的《亦舒說》（楊千嬅原唱）也半自嘲地說，「失戀可將工作放大得決絕／光陰怎花可看見林夕都說／別怨心底滴血／專心工作過勞才有資格吐血」，不是嗎？

然後想到，黃偉文也為一位男歌手填過......

六、《擇日失戀》（黃偉文填詞，吳浩康原唱）
（全首）

當我們懷念現代主義建築的時候

網媒《綠豆》節目《英國怪奇公屋巡禮》找來三位來自香港的建築人，介紹倫敦各種「怪奇」的現代主義公共房屋，頗為有趣。

於今回望，二戰後的幾十年是個頗為奇妙的時代。歐亞遍地廢墟，人們也重新審視舊有各種傳統。畢竟在此之前的種種思潮，終歸沒能阻止如此大規模的悲劇發生。因此之故，在那個嬰兒潮一代還年輕的時代，新想法很容易便在社會上站穩陣腳，得以付諸實行。正如節目中三位建築人說到，Sydney Cook主理倫敦Camden區建築設計那年代，起用的新秀建築師（是Peter Tábori嗎？）的年齡只有26歲，「和我們的年紀差不多」。用陳冠中（1952年生）的話來說，就是「我們前面沒人」。

我懷疑，當我們欣賞、懷念現代主義混凝土建築的時候，我們也在懷念那個時代的精神：摒棄「無謂」的老派修飾，注重實用、以人為本。理想邦可能從未實現，但當我們回望戰後那幾十年，似乎會覺得當時人們樂觀、向前望、相信明天更好。擁有希望的人是幸福的。我們懷念的，是這樣的時代精神。

這也不是甚麼創見。鄧小樺就寫過，「人們幾乎無法相信，後來他們所懷念的，只是那樣平平無奇的事物。」她在2014年回憶天星、皇后碼頭保育運動的時候，就留意到，「其實我們想保育的，就是那個平等開放、不高調不浮誇的城巿氣質，這是一種低調治理和初級商業的世界，人人有機會，萬物初生各有一席之地。」社運人士當年爭取保留的第三代天星碼頭，便是1957年建成的現代主義建築。

那陣時，港府有意逐漸告別戰前漢英區隔、洋人有着各種明顯特權的社會，而以現代、進步自豪。在那個年代的中環天星碼頭下船，愛丁堡廣場左右兩旁的郵政總局和大會堂，也是現代主義的產物。節目中以倫敦Royal Festival Hall作比較的香港大會堂，陳雲曾頗有詩意地形容為「方正挺立」，並引伸謂「英國殖民政府……放下了維多利亞王朝舒服的權威外衣，披上功能主義的現代西裝，就要抖擻精神，精進服務。」我甚至懷疑，2017年曾俊華選擇在愛丁堡廣場舉辦造勢大會，也有這種懷念戰後時光的情懷在內。

戰後香港並不懷念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的盛世，對於老派英式建築也不見得有好感。遲至七十年代，當香港會會所討論拆卸重建的時候，親國民黨的《星島晚報》社論便指「保留這充滿膚色優越感的會所，徒使多數香港人留下不愉快的記憶」。時任市政局議員黃夢花也認為，「以建築藝術角度看，該建築物或有其價值，但論政治因素，則該座大樓應盡快消失，而且愈早愈好。」在這樣的時代裏，「維多利亞城」中的維多利亞式建築在戰後數十年間幾乎盡數消失。倒是2006年建成的第四代中環天星碼頭，有指是仿照1912年的第二代天星碼頭的維多利亞式建築風格而建。港英最後幾十年任由現代思潮淘汰的帝國建築風格，主權移交後竟成為特區治下的仿效對象。此間詭異，實難以為外人道。

話說回來，節目中提到戴卓爾夫人推出租者置其屋（Right to Buy）計劃，令公屋供應逐年減少，輪候時間越來越長。而舊有的公共房屋賣給原有租戶後，各地議會（local councils）並沒有興建相應數量的新單位。畢竟，任何新建築計劃都容易因影響原有住客的交通、生活而受區內反對，規劃程序又受各地議會影響甚大。而議會的選民，就是當地的原有住客。

近年英國各地方議會為免管理麻煩，加上流動資金短缺，往往不再自行興建樓宇，而在批出規劃許可的時候要求發展商撥出一部分的單位作公共房屋之用。節目可能沒時間提及的後果，是有些大廈只得部分單位有權使用會所設施，甚至有兩個大門供不同類型的住戶出入。近來流行的這種做法，到底是促進了社會不同群體之間的互相理解，還是使得和諧共處更為困難，實在難以評斷。

世界潮流就是這樣，有時擺向這邊，有時擺向那邊。現代主義時代的理想，在八九十年代漸漸讓位與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商業化建築，只是時代變遷的一環。在英國居住了十多年，有時也會想，可能香港只是走得前一些；某些曾經令我想離開香港的事情（例如住屋情況），也彷彿慢慢地，以類似的形態在倫敦出現。

香港大會堂高座及天星碼頭多層停車場，攝於2022年12月31日

大會堂外望，攝於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4月18日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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